自然，国人的不文明现象很普遍，并非仅仅深圳人如此。前些日子，网上出现了一张外国人骑牛（雕塑）的照片，部分国人竟因此沾沾自喜——原来不文明现象外国也有！于是也就很心安理得了。究其根源，这其实是一种奴才式的弱者心态。数千年来，国人生活于帝国时代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专制文化语境里，于一切属“公”的东西没有所有权，自然也就谈不上负什么责任——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恐怕很少会有人去随意地糟蹋，因此，在公共场所随意吐痰或扔垃圾的人到了自己家里可能很讲卫生——慢慢地便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。另一方面而言，只要在没有外在力量的监督和没有被惩罚的危险的情况下，对公共空间的冒犯能给人一种隐秘的快感，人是追求快乐的动物，遇到了可以带来快感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过呢？

　　可在笔者的心里，深圳人却不应该如此缺乏公共精神。因为，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，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，八面来风，接受着现代文明的洗礼。更重要的，占人口大多数的深圳人大约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都接受过“爱护公物”的教育——不管从那一个方面来说，深圳人都应该是摆脱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传病最彻底的人群。可“尿洒雕像”之类的事实证明，我们偏重于道德教条灌输的德育方式是多么地无力和脆弱，而历史文化的惰性又是多么沉重，多么地可怕。

　　就连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都未能逃脱文化惰性的重压，由此可见，我们从历史文化惰性中获得解放的路仍然很长。文化的病还是得从文化和教育的方面着手来医治——除了要加强外部的制约力量，使不文明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外，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公民教育，改变将道德教条灌输等同于德育的落后教育教学方式，并搭建各种使国人参与公共事物管理的平台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赋予国人更多的个人权利，以增强国人的自主性和对公共空间的认同。只有当国人对公共空间有了“主人”的感觉，并学会了尊重其他主人的权利，才会产生对公共空间的责任感，并自觉约束自己的不文明行为。